陈毅建议：借重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越南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追悼会。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柯西金即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后因越方延误，没能及时将柯西金的这一要求传递给中方。随即苏驻华代办又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请求。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此时，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当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与他会谈后，立即于9月11日上午9时从杜尚别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会谈。

    会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的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中方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有足够我们开发的空间，而且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更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动很多军队到远东，并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中国就要坚决抵抗到底。三、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首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对于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领导人均未到机场迎接，这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可能并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三是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曾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人、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为此，四位老帅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对相继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9月13日，四位老帅还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17日，四位老帅将写好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呈周恩来审阅。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指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并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这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时维持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强调，“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也“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从“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即可看出此用意。与此同时，苏修生怕我们联合美帝对付它，于是在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中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明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苏联“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章在列举种种有关战争因素的基础上，最终认为“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还针对“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时，建议：我们在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也可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同时，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毅还就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设想，并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

    陈毅认为，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接近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方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认为美国也会向中国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在高级别会谈中谋求解决问题。举行的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也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于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说这两项决定的作出，与《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不无关系。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四位老帅经反复研究写出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判断正确，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后来，的确苏中战争没有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