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已经结束。回顾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就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被称为第四个文件的声明，为中日关系在世界舞台上扩大合作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也为两国关系构筑了一个新的框架。

    回顾这个新框架的形成过程，我们不能不感慨两国自建交以来的35年间所走过的一波三折的道路。它经过了从冷战到冷战终结再到形成21世纪新形势的国际背景变化，因而分别出现了“和平友好”、“友好合作”与“战略互惠”三种不同的定位，即不同框架。

    一，冷战时代与“和平友好”框架。中日关系是在冷战出现“中美苏大三角”这样的变形之后，在中美日反霸“同盟”的背景下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当时的两国领导人发挥了超常的政治领导力，抓住机遇，互谅互让，在建交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中，把两国关系定位为“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个定位成了中日关系的第一个框架，它为两国由战争带来的不正常状态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框架使中日关系在建交后最初的十多年时间里呈现了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让人满意的一段和平友好时光。

    二，冷战的终结与“友好合作”的框架。进入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解冻的迹象日趋明显，“中美苏大三角”不复存在，中美日反霸“同盟”也失去意义。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中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纷纷出笼。特别是小泉上台以后误判形势，以为只要“世界的日美关系”牢固了，就可以不在乎邻国的感情。中日关系降到了最低谷和政治的冰冻期，就连1998年两国关于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二个框架也不能约束日本鹰派破坏中日关系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政治解冻只好等待国际形势的再次变化，而从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化显现出来的美国的力不从心和中国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则为这种变化提供了可能性。美国终于提出中国是国际社会（也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终于意识到与中国的关系也至关重要。直到此时，中日关系改善的国际环境才开始发生变化。

    三，中日关系的世界性与“战略互惠”框架。随着中日关系的大气候发生了变化，日本开始认识到“向美一边倒”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坚冰最终被打破，双方共同提出了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蓝图。“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建交以来提出的第三个定位，也是规定21世纪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它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

    这个新框架是在中美日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即三边关系再次趋于合作的形势下提出的，也是中日两国同时崛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国的背景下提出的。所以，原来一直困扰两国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和“入常”问题等双边关系的焦点，开始让位于双方都关心的能源、环保、贫困以及地区和平等全球性问题。中日关系第一次明确地具有了世界性，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中日关系新框架不但为最终解决双边遗留的焦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使中日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摩擦的狭隘范围，在向前跨进的同时，也向上递进了一个层次，这为两国同时作为大国在世界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