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乌尔比诺大学教授罗苏尔多最近在其网页上发表有关西藏的长篇文章。文章引用大量史实和资料,揭露西方某些势力肢解中国的图谋,指出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是分裂与反分裂、进步与反动的斗争。现将该文摘要编译如下: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始于毛泽东的新中国,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西藏属于中国已有数个世纪,就连仇视中共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都从未否认这一事实。

    上个世纪中叶,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的时候,美国开始插手西藏。美国企图把西藏作为阻遏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堡垒或至少作为制造政治动乱的基地。为此,美国策动1959年的西藏叛乱,并训练游击队、提供武器,武装骚扰西藏。美中情局高级官员承认,他们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帮助西藏人,而是给中国制造困境。几乎就在同时,中情局又支持印度尼西亚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对其国内共产党“过分容忍”的苏加诺政府,杀死了数十万人。

    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长期与美国各情报机构接触,并接受他们的财政支持。美国试图在西藏实行其“印尼屠夫”的同样政策,并把达赖看做实施这一政策的不可替代的走卒。而就是这个达赖现在居然获得了高尚的荣耀,成为崇高道德的活典型,乃至圣人。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也似乎成了灵修生活和各类学说的总汇,甚至成为当今最高精神境界的代名词。美国的电影工业开足马力向世界散布这种神话。但事实上,西方在过去数个世纪中,一直蔑视藏传佛教,并因其高度集权和搞政教合一而把它视为“东方专制”的同义词。19世纪,当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从中国夺取西藏时,他们声称是为了把文明带给那个“黑暗中世纪的最后堡垒”和“弱小可怜的西藏人民”。

    当然,这是种族主义情绪和帝国主义的傲慢。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西藏神权政治的种种恶行。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对藏人实行从生前到死后(丧葬)的严格等级制度,而正是这一等级制度导致了绝大多数西藏人陷于奴隶境地。毫无疑问,正是1959年以后在那里进行的改革铲除了封建主义和野蛮。从那时开始实行的政教分离,是现代国家最关键的前提条件之一。

    改革和革命使西藏人民群众开始享有以前一直被否定的人权,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诚然,“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曾在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各地狂扫“愚昧”和“落后”,但这些极端的和在全国普遍性的错误已迅速得到纠正。就连不断激烈批评中国的美国《外交》杂志也承认,西藏自治区的官员队伍中60%—70%是藏人,那里实行藏汉双语制度,现在更加强调使用藏文。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大学招生、吸收公务员及家庭政策(如,汉人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等方面,都优先照顾少数民族。

    那么,如何去理解利用西藏问题一波又一波的顽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潮呢?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国际层面上他们旨在肢解或至少严重削弱这个亚洲大国,那么在西藏则是图谋阻止该地区人民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今天,那些宗教方面极端而社会方面保守的“藏独”团伙的嚣张绝非偶然,他们不甘于神权政治终结和政教分离时代的到来,留恋野蛮的封建主义。

    达赖喇嘛的立场与上述势力有实质上的不同吗?请看,他要求建立的“大西藏”,不仅包括现在西藏的行政区域,还要囊括中国西部的极为广阔的地区。达赖重塑西藏政治地图的野心究竟止于何处、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人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连尼伯尔也反对达赖势力,因为尼伯尔有理由担心达赖势力可能促成该国北部的分裂。1989年达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被封为“非暴力的冠军”,时逢印度开始核军备,而对其“最权威的支持者”竟是这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有人说达赖喇嘛至少代表了西藏人民,但事实绝非如此。就连声躁一时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也不能不承认以下事实: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其后的政治社会变革,得到了除达赖集团以外的西藏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该书指责班禅喇嘛“立即与共产党政权联合”;批评广大僧侣“希望和呼吁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西藏”。事实上,被该书作者美化了的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不仅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宗教界的主体处于冲突和对抗的位置。直到1992年,达赖访问伦敦时仍是英国最大佛教组织集会抗议的目标,他被指控为“残忍的独裁者”和“宗教自由的压迫者”。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西藏,无论经济发展和宗教自由,还是文化权利及民族权利,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西方世界的一些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他们并不赞赏第三世界为走出落后和贫穷所做出的努力,而是对前现代化社会感兴趣并过度崇拜:那里的公民是“贫穷而美丽的”,是理应永远作为他们的度假场所和为排解“富裕苦闷”而进行定期精神充电之地。至于达赖和他的追随者们事实上富有而丑陋,对这些西方人来说并不重要。是的，那些叛乱出逃的特权剥削阶级分子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由美元超级豢养；他们之所以丑陋，是因为他们以保护传统之名幻想在西藏恢复恐怖的农奴制度和神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