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昨天有整整600名志愿者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在“苏州红十字会捐遗志愿者委员会200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记者碰到了不少这样的志愿者，他们说，“生命有限，逝世后还能再为活着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有意义。”
    李丽英：“我虽然是盲人，但我想把我的眼角膜捐献出去，带给别人光明。”
    47岁的李丽英过去曾是附一院放射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她26岁那年不幸患了脑膜瘤，当时的她瘫痪在床上半年，生活无法自理，更可怕的是病情一直在不断恶化，肿瘤压迫住了她的视神经，影响了她的视觉。医生说如果再不手术恐怕连生命都会有危险。手术后，瘤切除了，命保住了，但李丽英却永远失去光明……
    “我的眼角膜是完好的，对于我来说，有没有眼角膜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希望能把它捐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脱离黑暗的世界，我的心愿也就了了。”李丽英说这话的时候是面带微笑的，虽然她看不到记者所在的具体位置，她的“眼神”一直盯着远方。本以为在顽强的李丽英背后应该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没想到她的丈夫在她失明后跟她离了婚，唯一的女儿一年都不会来看她一次。她现在一直都住在虎丘福利院里，经济上依赖着苏州卫校。“对于社会我没有任何贡献，只是不断地索取，我能做的只有捐出我的遗体。”
    王志浩：“我的腿被附一院骨科专家‘看中’，将来要做科学研究呢！”
    留意到王志浩老人，完全是被他左脚穿的一只夸张的 “松糕鞋”所吸引，他的左腿比右腿明显短一大截。王老年轻时是一名部队军人，在一次部队训练时，旁边的人枪走火正巧打中了王老的左腿……受伤后的王老被切除了左腿的膝关节，小腿和大腿接到一起，与其说是一条腿，不如说是一根肉棍，他的左腿完全不能弯曲。依靠着一只从上海买来的25厘米高的“松糕鞋”，王老勉强能一瘸一拐地走路。
    回到苏州后，王老多次去附一院检查伤口，附一院的骨科专家唐天驷、董天华等对王老的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王老伤腿不是靠钢板支撑的，而是用的王老自己骨盆上的骨头。这条伤腿已经40多年了。专家们希望王老能够把遗体捐献出来，他的那条伤腿对以后的医学研究是一个范例。王老起初很犹豫，他说，他总觉得被人拿去做研究怪怪的，虽然那个时候人已经死了，但总是不舒服的。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王老于2006年10月坚定地签下志愿书。
    蔡若秋：“我会骑着我的三轮车，走遍苏州每个角落宣传捐遗。”
    停在报告厅门口，有一辆特别引人注目的三轮车，上面挂满了遗体捐献的宣传标语。这辆车的主人就是这位71岁的老人蔡若秋。蔡若秋是沈阳人，他现在住在园区的新房子里，他自豪地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大老板，孙子是奥数特等奖的小天才。这样一个幸福的老人365天除了下雨，每天都骑着这辆破旧的三轮车走在苏州的大街上宣传捐遗，他发出的报名表至少有100多份。
    蔡若秋老人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一根四脚的拐杖不离手。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心脏在身体右侧，他的人体等同一个镜面人，全部的器官位置都与常人相反。1967年，还在沈阳的蔡若秋得了阑尾炎，当时的他生活窘迫，根本拿不出动手术的钱，在他痛得翻来覆去时，医院看到了蔡若秋的困难，表示如果他愿意把遗体拿出来做科学研究就可以免费替他做手术。听上去挺可怕的，但为了活命，蔡若秋无奈地同意了。虽然最初并非是出于情愿，蔡若秋老人却渐渐体会到了捐遗的意义。从沈阳到苏州他一直都在宣传着捐遗，他就这样骑着三轮车在苏州城里走街串巷。
    苏州已经有600人加入了捐献遗体的志愿者队伍，去年成功捐遗的有28人。当然，这支队伍目前还不够大。毗邻苏州的上海和南京分别有20000余和5000余志愿者。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主任杨承烈介绍说，在600人的队伍里多数是老人，可是老人的器官由于衰老，多半不能用来移植救人，但可以成为医学院的珍贵教材。在去年志愿者的活动中，他们亲眼看到学生的解剖课上，10多个学生挤在一个标本前，动手的只有一个，其他的学生只能站在边上看，最理想的是4个学生解剖一具遗体。如果按照这个需求量，苏州的志愿者数量至少要达到4000人。那么，阻力在哪里呢？杨承烈说，目前多数人还不能接受遗体捐献，尤其许多子女认为同意父母身后捐赠遗体就是不孝顺。而年轻人愿意加入的更少。令人高兴的是，昨天的会场上，苏大医学院的8名学生当场加入这个队伍。至于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能够得到父母的同意，他们表示会利用寒假回去做父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