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喜在农历岁末时,书写、张贴春联,除夕前一二十天,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顾禄《清嘉录》卷十二“春联”条云:“居人更换春帖,曰春联。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与学书儿书写以卖,榜于门曰春联处。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春联,运用诗歌中对偶的技巧,写成喜庆吉祥的联语,“书扉吉字写平安”(袁学澜《除夕即事》诗句),迎新春,迎新岁,表达屋主人在新的一年里的美好愿望。
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脍炙人口,但诗写的是北方民俗。我们苏州诗人笔下描写贴春联风俗的诗很多,如唐寅《岁朝》:“海日团团生紫烟,门联处处揭红笺。”文征明《元旦即事》:“桃符日历年年事,一度相看一度新。”周宗泰的《姑苏竹枝词》写得很生动:
学书儿童寻笔勤,春联副副卖斯文。
人来问价增三倍,不使鹅群笼右军。
春联,实桃符之遗意。唐代人还只是书写诗歌或吉语于红纸或彩笺上,贴于门楣以迎春,如张子容《除日》:“贴牖作春书”。韦庄《立春》:“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描写用红纸、花笺书写诗歌、吉语贴于窗、门上的习俗。五代后蜀时,开始在桃符上书写联语,《蜀梼杌》记载:“孟昶(后蜀主,孟知祥第三子)自题桃符板,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就是一副很工整华美的春联,所以后代称春联为桃符。宋以后承之,宋人黄廉之题在桃符上的一副对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周密《癸辛杂识》载)明清时,书、贴春联之风,盛极一时。《簪云楼杂记》认为“春联之设,昉自明孝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周宗泰的这首诗,描绘一幅苏州岁暮社会风俗图,在市肆屋檐下,学书儿童忙碌书写红纸,摊上摆满一副副春联。他们看到有人来问价购买,便增价三倍,不让王羲之笼鹅群归去。“右军”,即王羲之,这里用了一则有关他的典故。《晋书·王羲之传》:“山阴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西归,甚以为乐。”本诗反其意而用之,说学书儿童很珍视自己的书法,不肯随便卖出,所以说不让王羲之将书法换取鹅群。诗虽短小,写得很风趣,学书儿童认真的态度、调皮的性格,栩栩如生,与《清嘉录》的记载也相吻合。
春联是老百姓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也反映出屋主人的身份、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有的春联,用诗文中的成语写成,比较典雅,如“聿修厥德,长发其祥”,用《诗经》语写成;“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用王勃《滕王阁序》语写成,还有用唐诗写成的春联,吴孟举《春联》诗云:“家家传写盛唐诗。”有的春联用俗语写成,如“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引自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二),“放千枝爆竹,把穷鬼哄开;烧三炷高香,将财神接进。”(见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二)春联文字,各随主便,自然形成雅俗共赏的特征。
我国古代许多民俗,逐渐地被历史所淘汰,自然消亡,而写贴春联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到今天,并与现代精神文明相融合,成为苏城岁暮时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人们文化素养的高扬,自撰春联的风气很盛,大家自备红纸、笔墨,自撰联语,自己题写,已是普遍现象。也可以在商场里购买现成的、印制好的春联,比较方便。更有相关部门组织书法家下乡为农民书写春联,或举办春联义卖,以所得款项捐赠希望小学或慈善机构,体现出社会主义苏州的新风尚。愿写贴春联的习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为苏城岁暮送来温馨、光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