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喜在农历岁末时，书写、张贴春联，除夕前一二十天，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顾禄《清嘉录》卷十二“春联”条云：“居人更换春帖，曰春联。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与学书儿书写以卖，榜于门曰春联处。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春联，运用诗歌中对偶的技巧，写成喜庆吉祥的联语，“书扉吉字写平安”（袁学澜《除夕即事》诗句），迎新春，迎新岁，表达屋主人在新的一年里的美好愿望。
    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脍炙人口，但诗写的是北方民俗。我们苏州诗人笔下描写贴春联风俗的诗很多，如唐寅《岁朝》：“海日团团生紫烟，门联处处揭红笺。”文征明《元旦即事》：“桃符日历年年事，一度相看一度新。”周宗泰的《姑苏竹枝词》写得很生动：
    学书儿童寻笔勤，春联副副卖斯文。
    人来问价增三倍，不使鹅群笼右军。
    春联，实桃符之遗意。唐代人还只是书写诗歌或吉语于红纸或彩笺上，贴于门楣以迎春，如张子容《除日》：“贴牖作春书”。韦庄《立春》：“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描写用红纸、花笺书写诗歌、吉语贴于窗、门上的习俗。五代后蜀时，开始在桃符上书写联语，《蜀梼杌》记载：“孟昶（后蜀主，孟知祥第三子）自题桃符板，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就是一副很工整华美的春联，所以后代称春联为桃符。宋以后承之，宋人黄廉之题在桃符上的一副对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周密《癸辛杂识》载）明清时，书、贴春联之风，盛极一时。《簪云楼杂记》认为“春联之设，昉自明孝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周宗泰的这首诗，描绘一幅苏州岁暮社会风俗图，在市肆屋檐下，学书儿童忙碌书写红纸，摊上摆满一副副春联。他们看到有人来问价购买，便增价三倍，不让王羲之笼鹅群归去。“右军”，即王羲之，这里用了一则有关他的典故。《晋书·王羲之传》：“山阴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西归，甚以为乐。”本诗反其意而用之，说学书儿童很珍视自己的书法，不肯随便卖出，所以说不让王羲之将书法换取鹅群。诗虽短小，写得很风趣，学书儿童认真的态度、调皮的性格，栩栩如生，与《清嘉录》的记载也相吻合。
    春联是老百姓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也反映出屋主人的身份、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有的春联，用诗文中的成语写成，比较典雅，如“聿修厥德，长发其祥”，用《诗经》语写成；“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用王勃《滕王阁序》语写成，还有用唐诗写成的春联，吴孟举《春联》诗云：“家家传写盛唐诗。”有的春联用俗语写成，如“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引自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二），“放千枝爆竹，把穷鬼哄开；烧三炷高香，将财神接进。”（见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二）春联文字，各随主便，自然形成雅俗共赏的特征。
    我国古代许多民俗，逐渐地被历史所淘汰，自然消亡，而写贴春联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到今天，并与现代精神文明相融合，成为苏城岁暮时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人们文化素养的高扬，自撰春联的风气很盛，大家自备红纸、笔墨，自撰联语，自己题写，已是普遍现象。也可以在商场里购买现成的、印制好的春联，比较方便。更有相关部门组织书法家下乡为农民书写春联，或举办春联义卖，以所得款项捐赠希望小学或慈善机构，体现出社会主义苏州的新风尚。愿写贴春联的习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为苏城岁暮送来温馨、光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