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那场雪，来得还真是早。元旦，这雪就开始纷纷扬扬地下。第二天，推门一看，苏州城已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瑞雪兆丰年”，新年打头便扑面而来的雪，让刚刚摆脱“十年浩劫”阴霾的老百姓添了几分欢喜，多了几分期盼。“打雪仗去！”年轻的人们更是按捺不住，蹦跳着直往雪中去，全不顾这风还硬硬地冷。这步点，一开始还有些趔趄，很快就变得坚实起来。欢快的身影后面留下一串串脚印。这脚印，直到30年后的今天，依稀还在我们眼前。
30年，苏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其间的许多人、许多事，我们不会忘、不能忘、也不该忘；一步步改革开放留下的脚印，有许多已经铁铸石刻般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这里，只是再现几段由民间视角选取的记忆片断。但这，已足以唤起所有经历过这一伟大时代的人的共鸣与感慨。
高考录取通知书，一下子改变了348名幸运儿的人生轨迹。更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甚至让全社会的心一起热了起来
年初接踵而来的两场雪，让苏州那年的冬天显得格外地冷。而苏州市第三中学的高一学生钱放却热得有点耐不住。上年，由学校推荐，他以在校生的身份参加已经停顿了十一年之久、刚刚恢复的高考。不久前，一纸录取通知书告诉他，马上可以去上海上大学了。消息传来，他顿时成为同学们中间的英雄。
而此时的范小青比钱放更激动。她的录取通知书是在1978年2月的最后一天才收到的，比钱放的来得更晚一点。不过，对于已经在吴江乡下插队3年的她来说，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真不算长。江苏师范学院（现在的苏州大学）中文系由此成为这位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漫漫文学路的起点。
旁白：请理解他们的激动。毕竟，已经整整十一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并且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才会来；毕竟这一届，苏州和他们一样的幸运儿只有348名。如果以参加预考的人为基数，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
恢复高考，成了浩劫后春天重来的最重要信号。发生改变的绝不只是这348名幸运儿，更多年轻的或者因为耽搁了十年已经算不得年轻的人们因而看到了靠自己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这甚至让全社会的心也一起热了起来：知识不再反动，科学值得尊重。
此前，像范小青那样中学一毕业就到“广阔天地”去是许多学生没有选择的选择。从1962年到1977年，苏州共有7万多个“知识青年”到农村扛起了锄把。所以，即使是钱放那样还没毕业的孩子，父母们也准备送他们下乡，早早囤下了“钢精锅”、煤油炉。按照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列出的计划，苏州市的77级学生中，还有6003人要“下乡”，大概占当年应届毕业生的半数。后来知道，这已是这场“轰轰烈烈大移民”的尾声了。
1977级，苏州还有17人考上研究生。他们拿到入学通知时，已经是1978年5月了。
高考复习课摆到了大礼堂上，几百个年龄上下十好几岁的学生如饥似渴，记笔记的声音就像蚕房里蚕宝宝吞桑叶般沙沙一片，这场景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
苏州中学的大礼堂里，数学老师正对着麦克风讲解着“极坐标”方程，虽然是极基础的东西，可这在“文革”时的中学教材上是不会有的。下面坐着好几百个备战1978年高考的学生，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二三岁都有，手中的讲义都是油印的，红红绿绿，估计都是前些年印传单剩下的纸。这样规模的大课，恐怕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谁有一本早年间留下的高中教材，立即会被同伴拆成几部分，分头去用复印纸抄录……
那一年，热闹非常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数理化再加上语文，校级的、市级的、省级的一轮又一轮，谁家的孩子拿回一张获奖证书足以引来周围人无数羡慕的眼光。
旁白：价值观真的改变了。稍稍往前推一点，人们还在比谁背语录溜，谁手上的茧花多。
1978年，“文革”中被称作苏州市第九中学的苏州中学刚刚恢复校名，并成为苏州市唯一的省级重点中学。那里的老师自然最受考生们追捧。面对渴求知识的眼光，老师们也是莫名地兴奋。“当了十年的‘臭老九’，重上讲台，喊哑了嗓子也不觉得累啊。”当时，最抢手的书，是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最热门的广播节目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陈琳英语。比起上一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更多了，显然是因为77级学生的风光，让他们得到了鼓舞。
十来平方的房子塞进祖孙三代，还得过年才能凭券买半只鸭子，不过，一个声音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排队去，菜场里来鸭子了。”大院子里互相招呼着。“七十二家房客”一家挨着一家，喊一嗓子大家都听见了。
这鸭子是过年才能买到的。不过，鸭子是冰冻的，刚从冷库里搬出来；每家只能买半只，还得凭专门的“16号备用券”。即使是这样，朝阳菜场（现在的白塔菜场）的工作人员还是不敢把鸭子放到柜台里卖。“排队的人太多了，像抢一样。”
要弄清爽买年货的那些票哪是哪，真要有点脑子的。凭票，每人可以比平时多买斤把肉，半斤油，还可以买到平时见不到的“轻松糖”、“香瓜子”……这时，就在买鸭子的队伍里，传来了母女俩呼天抢地的哭声。母亲一边劈头盖脸打着女儿，一边哭喊着：叫你不要把票一起拿出来，这下丢了，这一年怎么过啊？
旁白：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工业券、备用券、自行车券。别说当年的老百姓兜里没啥钱，你有钱也未必能够买到东西。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别说平时，过年买点糖块、瓜子待客也是按计划分配到户，凭票供应的。只有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人，才能理解丢了票的母女俩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如今，这些票已经成了收藏家手里的宝贝，他们的收藏为这段历史留下了难得的记录。
这一年，苏州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是4.31平方，按这样的标准算，如今不少人家120平方的套型，可以塞进20多个人了。
这一年，苏州大约有800家人家第一次用上了瓶装液化石油气。能弄到一只钢瓶，绝对牛气。当时苏州绝大数人家用的还是蜂窝煤。每天早晨弄堂里家家户户“生”煤炉，升起的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不过，让老百姓看到希望的是，苏州又开始理直气壮地表彰劳动模范、质量标兵、先进科技工作者了。曾经的 “臭老九”——苏州中学吴宝让、市十中童英可、市实小庄杏珍被评为省特级教师，曾经的“反动学术权威”顾文霞、徐绍青等也被冠以总工艺师的头衔。市委开会规划要建立丝绸、电子、仪器仪表、轻工业和外贸出口五大工业基地，“大干四化”的呼声逐渐压倒了阶级斗争的噪音。
一部越剧片《红楼梦》24小时连轴放，电视机终于能收到第二套节目了。文化禁锢的闸门打开，饿极了的人吃啥都是香
“看得清吗？”郊区长青中学的马老师趴在屋顶上，一边吃力调整着竖在那里的室外电视天线方向，一边吃力地对着屋里的老婆喊着。吃力归吃力，得意也真得意。这400多元买回家的12英寸黑白孔雀电视机，差不多花去了他一年的工资，但这着实让他在周围邻居中风光了一把。每天傍晚，邻居家老老少少十好几个人，都会挤到他那11平方米的小屋里来。“感觉就像开了家电影院一样。”那是1978年7月，苏州电视转播台刚刚获准用六频道转播上海电视台的节目。此前苏州人收得到的只有中央电视台的一套节目。
这时，马老师的儿子正在东方红剧院（现开明大戏院）门口等退票，可身边只看见和他一样的等票人，就是看不见退票的。这些天，“小公园”的3家电影院放的都是越剧电影《红楼梦》，24小时连轴放，而且场场客满。看这电影的，可不只是阿姨大嫂。十年里，只看8部样板戏，一部《红楼梦》足以让所有人着迷。此时的徐玉兰、王文娟，绝对红过后来的刘德华、梅艳芳。
旁白：思想的解放，往往开始于文化的开放；多年的禁锢，更易引发追逐的疯狂。1978年，还有一个地方常常排起长队。那就是玄妙观大殿，当时的新华书店就开在那里。《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一大批曾经的禁书重新露面。一人只能买一本？买完了再到队尾接着排。虽然队伍绕着大殿都几圈了，一边翻书、一边讨论，也不算“厌气”。
当年，苏州电视机厂已经试生产4年的12英寸电视机终于通过了验收，年产3937台；19英寸电视机也开始小批量生产了，年产360台。不过，不管多大的，“弄”得到票，一律算是大本事。
杂物棚里藏着一台甘蔗榨机，做小买卖绝对还是“地下工作”，不过，已经闻得到“松动”的气息
一大早，苏州缝纫机厂的陈师傅悄悄从堆杂物的棚子里翻出了几捆甘蔗。削一削、剁一剁，他要将它们榨成甘蔗汁。那年天热得早也热得狠，从6月23日就开始热了，十来天的时间里，平均气温达到了37℃以上。不少人中暑进了医院，有48个人没能抢救得过来。这样热的天，一杯清清凉凉的甘蔗汁可以卖到一角钱了。
陈师傅一直是做水果生意的，原来在菜场边摆一个小铺子。后来，小铺子不让摆了，他也进了缝纫机厂当上了工人。只是，老太婆没工作，家里二女一儿都在读书。靠他一个人每月30来块的工资实在应付不过来。幸好，当初他偷偷把一台榨机藏在了棚子里。于是，上班前，他都会卖把力气将甘蔗汁榨好，再让老太婆去卖。
旁白：陈师傅是聪明人，他显然已经闻到了“松动”的气息。虽然，小商小贩还是不能明目张胆地吆喝的，但是毕竟比以前管得松多了。只要不是太过份，管理部门都有些“眼开眼闭”的意思。有了这笔“外快”，下班后的陈师傅，泡杯茶、点支烟，有底气将车马炮拍得山响。
当年，苏州市职工的平均收入是543元，城市平均储蓄是136元。
时近年底，一件大事发生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然而，苏州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不以此为起点。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划时代的会议。
大幕拉开，这一年苏州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以后30年辉煌巨变的序曲。
数字说话
单位 数据
全市总人口 人 563873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119.12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102.45
年末工业单位数 个 473
其中：全民 个 182
集体 个 291
工业总产值 万元 274511
职工平均工资 元 543
基本建设总投资额 万元 7462
竣工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35.90
其中：住宅面积 万平方米 12.92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4．31
财政收入 万元 49162
城市平均储蓄数 元 136
来苏旅游数 万人 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