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一座村庄，同样是这些田地。当记忆重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回放，一切都那么清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中区横泾街道尧南村的三位村支书坐在一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尧南村怎么会有今天？”其实，尧南村只是改革开放下农村巨变的一个缩影。
    A、破局
    胡伟土，1969年至1975年间任尧南村 （时称红旗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对“大锅饭”时代的农村形象比喻称：“农民上工好比拉纤，下工好比射箭，中间锄头当拐棍，大家都在出工不出力。”在他卸任后3年的1978年，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反正都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回想起来，今年64岁的胡伟土仍清晰记得那个年代的人们对土地是怎样的爱恨交加。
    胡伟土告诉记者，尧南村总共有2429亩地，一年种两季水稻、一季小麦，“上面压着任务，一年内要完成的公粮、超购粮和议价粮，总共要280万斤”。那是一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为了完成这一重任，“农业学大寨”的村民们“废林改粮”，想尽办法，“但到最后一算账，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50元”。
    当付出的辛劳与得到的回报无法成正比，无形的抗拒思想开始蔓延。“尽管当时的管理非常严格，所有的劳动力外出都必须到生产队请假，但上上下下都在磨洋工，生产力不能得到解放，积极性一落千丈，谁都不愿意干”。
    胡伟土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村里不时冒出“资本主义尾巴”，村民自己到山林里锄块田种山芋或是棉花，村里也不再对他们进行“批斗”，顶多写个检讨了事，“大家都知道，不破除这种旧体制，农民没希望”。
    B、磨合
    王炳荣，1982年至1990年间任尧南村党支部书记。怎么在农民中宣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简单，一句话：“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田到户后，一个可对比的数据是：人均年收入从此前的不足150元增长到1500多元。
    王炳荣快人快语。一说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立马抛出一个数据：原来一亩田种三季的产量也不超过1100斤；后来单种一季水稻产量就超过1100斤，“是好是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1979年分田到户时，王炳荣是村民副主任，是尧南村分田到户的真正执行人。“分田到户的消息刚传开，大家就开始琢磨自己要种什么了”，王炳荣以一个细节证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百姓间的热烈响应，“就拿种水稻来说，大集体的时候，全村劳动力一起上，前前后后也要花15天时间才种好；但分田到户后，顶多3天，田里全种好了”。
    更让村民感到如释重负的是，劳动力不再囿于田地束缚。“全村2100多人，劳动力开始按田里的活安排时间，不再像以前那样非得守在田里”，王炳荣说，此后，村里的中青年开始走出家门打工或是做生意，“农闲时，村里只剩老的小的；农忙时，大家一早一晚到田里，白天上工厂打工”。
    农民收益在劳动力解放的推动下，开始水涨船高。王炳荣说，在他任职尧南村党支部书记的几年时间里，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磨合期”，“农村经济体制要磨合，农民思想也在发生剧烈的变革”。
    C、转型
    徐海龙，1997年任尧南村 （尧南村后与马家村合并组成尧南社区）党支部书记至今。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市场经济洗礼后，开始全面向现代市场农业转变。时至2007年底，尧南村村级净资产4793万元，人均纯收入13460元。组建的五大股份合作社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主力军。
    至1997年向优质农业转变时，尧南村的土地此前已经历了3次变迁：先将多余的田种植桑树或是花果苗木，此后重点开辟500亩水面养殖螃蟹，再由村里统一“收回”统一经营。“土地只有向现代农业转变才有出路，农民持续增收才有保障”，徐海龙说。由农民入股投资、占地250亩的葡萄园首开先例，走出一条由农户单体松散经营的模式转变成为企业化、规模型经营的道路。
    一份明明白白的账单显示着尧南村13组一位普通村民的变迁：2007年，从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分得红利1350元，从置业股份合作社分得红利8400元，再加上儿子夫妇从事的生猪屠宰生意和老夫妻种植蔬菜所赚利润，这家老小5人年收入超过10万元。“在农民失地的背景下，我们首当其冲要考虑的，是让现有资源发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徐海龙。
    一组截至去年底的数据显示，由40户农民参股、总投资450万元的尧南葡萄股份合作社，股金红利率25%；由56户农民参股、总投资631万元的尧南物业股份合作社，和由56户农民参股、总投资832万元的尧南置业股份合作社，股金红利率均达8.4%……“村民从五大合作社中共获红利215万元，人均增收1026元。而整个尧南社区投资性入股家庭达到576户，参股率达51.72%。”徐海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