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在苏州已推行了六七年。在摸索和实践中，不少社区股份合作社形成了适合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方法。大量农民分享到了集体资产的经营收益，得到了实惠。
    但不容回避的是，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苏州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推进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惑。如社区股份合作社资产运作收益程度不均衡状态；股份分红的低占比现象（到去年底，全市980多家社区股份合作社，仅近300家有分红）；量化折股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投资运作等路径变化选择、投资运作风险如何防范等难题，在改革和实践中逐步显现。
    社区股份合作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下面的路该怎样走？如何为农民变市民、股民后带来更多的收益和实惠？这些问题考问着各级干部，更牵动着广大进城农民的心。
    苏州市委农办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高新区枫桥街道和平江区城北街道所属的30多个社区股份合作社，全部实现了分红，且平均每股分红在全市数一数二。
    这两个街道都处于苏州城郊地带，城市化发展对其影响较大，社区股份合作社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程度也相对突出。正因如此，这两个街道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变化和走势，以及面临的难点、热点，有着不同层面的借鉴意义。
    高新区枫桥街道——
    四大创新破了“三个三分之一”的怪现象
    多年来，在苏州乃至更大区域，村级集体收入等经济发展现状中，常常存在着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那就是三分之一的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比较强劲，老百姓的生活、收入等较好；三分之一的村处于中等状态，还有三分之一属弱村或薄弱村。
    高新区枫桥街道是全市城市化步伐较快的地区之一。2001年，24个村的村级收入中1/3有盈余，1/3收支基本平衡，还有1/3的村经济负债。前年，街道完成了社区股份合作社全覆盖。村级资产被“激活”后，街道24个村的村级经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去年，24个村平均收入超过200万元。
    究竟是什么让枫桥街道的村级经济出现如此大的转机？枫桥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徐建良说，在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中，枫桥至少实现了四大创新，即村级资产集中管理模式，股份合作社企业化管理模式，股份股红分配机制和村级零资产的合作社组建模式，就是这四大创新模式，让街道的村级资产迅速实现了增值。
    集聚
    工业项目集中进两大工业区，村级资产在整体规划运作管理中增值
    “村村冒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再适应苏州的城市化。在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中，枫桥街道在全街道1万多户农民全部拆迁进入7大社区集中居住的同时，所有村级工业项目全部集中进入两大工业区内。两大工业区由街道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招商，各村以现金购买标准厂房，标准厂房或门面房成了各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独立资产。
    两个工业小区占地近4000亩，24个村净资产共约2.7亿元。村级工业经济集中在一起后，如何管理？枫桥街道的做法是，按两个工业区所处的位置不同，分设两个社区股份合作社管理中心，每个村派驻两名专职人员，负责与进驻企业签合同、收租金以及其它日常管理工作。
    减负
    政企分开，股份合作社轻装上阵，股民获利更多
    在部分行政村，曾经，村级集体收益不仅要负担村干部的奖金分配、村级公共事业建设等日常开支，同时还负担着村民的福利发放等支出。为了将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最大限度地以红利形式分配到农民手中，枫桥街道股份制改革为合作社彻底“减负”，实行政企“分家”：村级行政全部转入社区，经济管理职能则留在合作社。为此，街道分流了大多数的村干部。
    原来，街道24个村共有218名村干部，在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街道规定，每个合作社只留一名执行董事、一名管理员，其余村干部全部分流进入社区或企业，由此，社区股份合作社只需负担两个人的工资、奖金，福利开支、党员管理费用等各种支出全部转由街道财政统一负担。
    政企“分家”，一年下来，这一模式可为枫桥街道的24个社区股份合作社减少2000万元左右的经济负担。对于股民来说，这节省下来的钱，就是每年多出来的红利。
    协调
    创新分配机制，不留“集体股”、“干部股”，最大程度保护农民利益
    枫桥街道于2005年开始尝试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2006年全面推行。当时，24个村的村级经济参差不齐。为了防止各村股民之间由于“贫富不均”而出现矛盾，街道采取的办法是，只量化股份、不具体量化资产。
    所谓量化股份，是按农龄股、贡献股等，给每个农民分配具体的股份，但每一股究竟有多少村级集体资产，农民并不清楚。枫桥街道党委委员朱建清说：“这样既可以防止各村村民互相攀比，也可以防止出现农民要求将股份兑现的现象。”据统计，枫桥街道目前共有10450户股民（60岁以上老年农民可单独列户），共64万股股份，农民人均拥有16股。
    2006年是有红利分配的第一年，同样为照顾全局，街道推出了四种红利分配，即利润红利、收益红利、保底红利和照顾红利，村级集体经济强大的，可分得利润红利或收益红利，集体经济较差的，也能分得保底红利或照顾红利。这让绝大多数农民同等地分享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在股份分配上，枫桥街道24个社区股份合作社，没有留一份集体股或干部股，这种彻底的改革让农民真正成为了民主管理的一大主体。
    攻坚
    “送”资本，免债务，零资产的渔业村也建起了合作社
    枫桥街道渔业村在全街道最后一个实行社区股份制改革，这个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由各村的渔民集中组建而成，渔民以各自打鱼为生，村级集体资产几乎为零。在动迁进入集中居住小区时，村级集体净资产还赤字100多万元。
    零资产，还背负债务，这样的村如何实行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枫桥街道在反复推敲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街道转借100多万元资金给渔业村，村里按农龄折股，同时，由渔民带资入股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社。
    在经过了反复的发动后，最终，全村渔民带资153万元进入合作社。由此渔业村股份合作社也有了在工业园购买标准厂房的“本金”，街道还免去了渔业村的债务，让全村渔民在实行改革的第一年就有红利分配。
    在四大创新模式的推动下，2007年，枫桥街道村级集体经济总收益达5500万元左右，净利润2700多万元，其中用于股民分配的为2412万元，4万股民人均分得600元，最多一户分得了6500多元。72岁的原旺米村村民王元兴说：“过去干劳力累死累活也赚不到几个钱，现在不用干活，凭股民证就能领钱。”
    平江区城北街道——
    “富村”改革先破难
    2002年，在区划调整中，作为平江区一个全新组建的行政单位，城北街道成立，周边幸福、新塘、新华等7个村划归城北街道。
    与枫桥街道所不同的是，城北街道的7个村都是城中村或近郊村。1.4万人口中，非农人口占了一半。村级经济中，工业经济占比90％以上，其余大多为商业等服务业，集体资产的构成比较特殊。并且，这些村有更快地融入城市的先天条件。
    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地处城郊区域，这些村的人员身份构成相当复杂，资产的变动及形式转换较大，给改革带来了难度。
复杂的人员构成选定一个“金标准”——
    确权先定员
    城北街道参与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7个村，从村级可用财力水平来分，也大致分成三个档次：
    ——村级年可用财力超千万元的“富裕村”有两个，即幸福村和新塘村；
    ——村级年可用财力在500到600万元的，有新华、花锦两个村；
    ——其余村，村级可用财力在300到400万元。
    相比全市各地，有这样的村级收入水平，城北街道的改革起点相对较高。
    但有一个情况很突出，由于地处城郊结合地带，城北街道各村在人员结构上与其它纯农村大不一样，被征地的、进城的、非农的、纯农的。如何推行改革？街道办事处主任邹金福说，他们始终坚持集体原则和广覆盖原则。只要是所在村集体的人员，不管是已出嫁还是在外谋职，全部有权享受集体资产股份。但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转干人员或参照单位、人员等除外。
    在上述两大原则下，个人能享受多少股份，则完全按照个人对集体的贡献来分。农民身份的年限，即农龄就是衡量贡献大小的“金标准”。城北街道从1958年算起，从1958年到1990年，农龄有一年算一年，每两年合算成一股；从集体资产迅速增长的1990年，到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当年，每一年算一股。由此，只要现在是或者曾经是村级集体的成员，人人都能享受到从30多股到几股不等的股权。
    1.71亿元经营性净资产量化到人，7个村政策相对统一——
    清产核资全公示
    采用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办法，2005年3月，城北街道新华、新塘两村先期推行改革，3个月后改革基本到位。当年8月份，其它5个村也紧随其后。
    城北街道明确规定，在全面推行改革中实行统一政策，人员的界定、“农龄”的折算、标准等基本一样，也不设“干部股”、“贡献股”。
    在完成人员的定标定额后，城北街道各村开始清理资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所有资产一律进账，并全部公示。资产清理的结果显示，7个村经营性净资产占到全部资产的七成左右，共约1.71亿元。股本金就从各村的集体经营性净资产开始量化。
    据统计，城北街道共设总股份14.7万股，股民1.2324万人，共量化集体资产1.71亿元。与其它地方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不同的是，城北街道7个村实行改革的政策基本统一，并且股份生不增、死不减，可继承，但不能出让或转卖。
    邹金福说，为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仅新塘村就先后开了40多次会，街道也开了10多次会，反复调查核实。正是由于先期的工作做得比较细，所以改革推进的进程较稳定。
    三成村级收入成红利，村级经济实力决定分配水平——
    分多分少各不同
    拿到股权证后，对农民来说，究竟能分到多少红利就是他们关心的焦点。
    如果说，2006年，完成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城北街道，农民首次尝到了改革甜头的话，2007年，就是街道农民领到改革“大红包”的一年。
    2007年，街道各村，红利高的一股能分到150元左右，少的每股也有30元。7个村年终分红平均每股在100元以上的有4个村。新塘村一户居民6个人，共分得近2万元红利。“仅这一项，就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平江区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许玉根说。
    据测算，2007年，城北街道7个村共分配红利1000多万元，占村级总收入近三成，远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邹金福说，以新塘村为例，去年的村级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去掉修桥修路等各项公共开支外，大约还留下600万元，其中的50％左右用于分红，其余转为投资风险基金或用于再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社区股份合作社红利分配的多少，和当初村级财力大小基本成正比。邹金福说，这说明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和原有村级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改革不能“一刀切”。但从长远来看，产权和人群主体确定越早越好。
    既有实物资产，也有货币资本，股、社分离探新路——
    风险早防范
    紧临苏州古城，城北街道各村还面临着城市边缘逐步向城市过渡的动态变迁过程，也就是要随时面临拆迁。事实上，从改革前的2000多家企业，到现在剩下的600余家民营企业，城北街道各村一直处在拆迁的动态变化中。
    拆迁，意味着原有的以标准厂房为主的村级集体经营性净资产将从实物向货币转换，如何保证这些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农民股民的利益？城北街道针对三种处于不同阶段的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
    ——已拆村。目前，城北街道苏站村和新华村已全部完成拆迁，原有的500万元、1000万元经营性净资产，在资产保值增值后，于拆迁中分别获得5000万元和7000万元补偿。
    厂房变成了货币，为此，街道探索实行股份合作社和社区行政功能的分离，股份合作社仅保留董事长、社长、监事会等4到5个职位，村里原有的保洁、绿化等公共支出由上一级政府买单。
    合作社的货币资产要寻找出路，平江新城的建设又需大量资金，城北街道的做法是，允许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货币资产“搭载”新城建设。这可为合作社的货币资产赢得8%的年收益，并且为了方便合作社随时调整投资，股份合作社的投资实行每季结算。
    ——拆了一半的村。幸福村、新塘村目前已拆迁了半数，他们的做法是：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将现有企业和厂房经营好；货币资产则投资购置商业门面房。新塘村目前已投入3000万元购买门面房，按50元/平方米的租金标准，大部分门面房已出租。
    ——未拆村。保留原样的村，其主要工作是继续管理好现有企业和厂房，保持资产有效保值增值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