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不断扩大，这个原先散落在乡野的村子，渐渐被吞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它又如此自成一格，它的密集、杂乱、无序，为许多初涉城市者提供了第一个驿站。
    这里生活着三种人：稀里糊涂被卷进城市的原住民；从城外想挤进城里却挤不进核心的淘金者；不堪城中央巨大的物质压力的退守者。他们共同体味着痛并快乐、迷惘与梦想。
    这就是三香村，一个典型城市“洼地”的非典型故事。
    “老娘舅”的笑容
    “72家房客”的老娘舅
    4月10日下午3点左右，顾建新的家中又迎来了新的房客。昨天才刷好的墙还散发着新鲜的石灰水味道，木匠还在门口装一扇木门，几个年轻人说说笑笑地拖着行李就进来了。“这里的房子好租得很，只要有房，就能租得出去，价格每间在300到400元不等。”顾建新说。
    老顾的家位于劳动路西的三香村界石浜西1号，南面紧靠内运河，有前后两座两层的楼房，中间是一个院子。界石浜西有46户“村民”，走进这个“村落”：逼仄的弄堂，紧挨在一起的房间，进进出出的年轻男女，弄堂口的新鲜蔬菜，巷道里干净整洁的道板砖……在生机勃勃中，这里迷漫着一种颓废的气息。
    老顾女儿一家三口难得回来住，平常与老顾夫妻俩住在一起的就是这20多家房客。老顾家的房子分为前后两进，共有500多平方米，除了后面一进的中间两层房屋外，其余的都租了出去。“前面的楼房是后来造的，住的这座楼房是1984年造的，当时花了两万多元。为了造这个房子，我从厂里出来，做卤菜生意，还借空了身边的所有亲戚朋友。”老顾说，“第一次出租房屋大约是1990年，当时租一大间给一个生意人，每月房租是40多元，而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5.1元。到了1995年，到这里来租房的人就多了起来。”
    老顾家周围有很多的宾馆、饭店，因此，前来租房的也大多是在周围工作的普通服务业从业人员，老顾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虽然有20多家房客住在这里，房子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老顾家的角角落落很干净。两进楼房之间是一个小院落，地上铺着灰色的瓷砖，老顾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其中一棵铁树已经种了有9年了。老顾告诉记者，平常各个房间的卫生工作由房客自己处理，院子门外就有垃圾箱，社区的清洁工每天都会来清理；其他公用的地方就由老顾夫妻俩负责打扫。由于房客住进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老顾来说，每月收取这20多户人家的房租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别看就是收收房租，也还是很烦的。我在本子上记着每户人家住进来的日期，到期收取房租，基本上每隔两天就要收一家。除此之外，老房客要退房了，水电费等要结清；新房客进门，各种注意事项也要一一说清。因此，被这些琐事拖着，我基本上都不离开家，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是爱人去买。”老顾说，“这里住的大多是年轻人，小夫妻很多。房客都来自全国各地，也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这些年来，我这里住过的房客，不能说56个民族都有，各个地级市的我应该都见过。有些年轻人初来乍到，一些不熟悉的地方都来问我，我能够帮助他们，就尽量帮助。而最麻烦的是，这些年轻人火气旺，经常会吵架，甚至打架，这个时候我就要做‘老娘舅’，到处救火。不劝，事情闹大了、影响其他房客不说，惊动了派出所，更加麻烦。”
    麻烦并快乐着
    虽然做着20多家的房东也有种种麻烦，但是，每月的租金收入，还是让老顾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非常满足。
    在他家的客厅里，八仙桌上摆着两大桶“多力”牌的葵花籽油，和一些“王老吉”饮料。刚满18个月的小外孙女被爱人马雪珍抱了出来，老顾接过外孙女，说：“女儿、女婿在园区有房子，平常不回来住的，父亲前些年过世了，老母亲和兄弟住一起，因此，我们的负担还是比较轻。在村里，有出息、有门路的就到外面去买房子了，还有好多人家，父母都要70多岁了，子女有四五个，一人一间房，别说出租了，就连自己住都不够。这种人家，老人一个月拿两百多块生活费，子女还没有这笔固定收入，日子苦啊！我这种情况，村里也是比较少的。”
    顾建新今年54岁，他是三香村的第一批征土工。所谓征土工，就是土地被政府征用之后，被安排到工厂里做工人的那部分农民。1972年，顾建新进入苏州电容器厂做了一名普通的配方工人。2002年9月份，老顾下岗了，厂里用一万五千多元买断了他30年的工龄。
    爱人马雪珍比他的情况好一点。马雪珍今年53岁，6年前在苏州铜材厂下岗，自己交了3年养老金之后，就到了退休的年龄，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一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比起老顾来，我好多了。”马雪珍指着爱人说，“他没有收入来源，每个月还要自己交450元的养老金，已经交了六七年，还要再交七年。之后还不知道他每月能拿到多少钱。”
    孟振锋的迷惘
    “长条卧室”里的爱情
    从老顾家出来，沿弄堂向北走大约80米左右，今年27岁的孟振锋在这里开了一家小超市。
    早上7：00到23：00，是这个小超市的营业时间。小超市营业面积大约30平方米，南面用货架隔出了窄窄的一长条，长条尽头的宽度正好放了一张1.5米的双人床，床尾放了一个用于洗漱的瓷缸。这个小长条就是孟振锋和他爱人杨娜以及他们14个月大的儿子三人的卧室。
    孟振锋和杨娜是中学同学，两人都是吉林省昌义市人。2006年，新婚的小夫妻俩来到苏州，三香村是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通过亲戚介绍，他们用在老家的积蓄在这里开了这个小超市。
    2007年2月，他们的爱情结晶就在这个“长条卧室”里诞生了。“这里的计划生育抓得非常紧，社区的工作人员看见大肚皮的女人就要来问问情况。我们俩在老家领结婚证的时候，就领了准生证。在苏州，如果没有准生证，临产的时候都没有医院肯接收。”孟振锋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是在吴中区长桥医院出生的，是顺产，“就这样也花了近4000元。我听说在二院生一个孩子，有花了一万多的，这个价格太高了”。
    一包香烟就赚5分钱
    孟振锋的小超市没有窗，原来是房东的西厢房，由于紧临弄堂，房东就在西墙上开了一个大门，当做店面房出租，房租金也因此比一般的房屋提高了三倍。“房租金每个月要1000多元，刨去吃喝的费用，所有赚的钱正好全部交了房租。超市开了两年多，儿子添了一个，余钱却一分也没有。”孟振锋坐在门口的收银台后面，闷闷地说。
    店里的生意很零星，来买东西的主要是弄堂附近的房客。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进来买了一支饮料，掏出一个一元硬币，“给，还要找你5毛。”孟振锋从抽屉了找到了一枚硬币。
    这里也卖香烟，最贵的是硬中华，但是几乎没有人买，销量最好的是红“南京”和“哈德门”。一个年轻人进来，要了一包“哈德门”，4.5元，对孟振锋说“忘记带钱了，先欠着”。“都是熟人、老主顾……”孟振锋摇摇头埋头记账：“4月10日，哈德门一包”，记账用的纸是香烟外包装的硬纸壳。而在他头顶的玻璃门上，写着一张小纸条：“莫开口不欠账”。
    “像这样一包哈德门，我只赚5分钱，说了你也不相信，因为这绝对是真烟。在这里做小生意，东西绝对要货真价实，否则就没有人来买了。如果卖假烟，被人举报了，因为营业执照是房东的名字，房东就立刻来找我了，我在这里还能呆得下去吗？”孟振锋告诉记者。
    在苏州，孟振锋有一个非常大的家庭。“我兄弟4个加上父母都在这里，杨娜兄妹4个也都在苏州，还有我舅、我姑，表姐、表兄的，人非常多。这些亲戚一年中也难得聚一回。去年年底聚了一次，在饭店里摆了20桌，费用大家平摊。”孟振锋说，他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晚到苏州的。他的大哥10年前就来苏州了，一直在做批发生意。而杨娜那边的亲戚也大多在做小生意，好一点的开网吧、开游戏房，一般的做批发。
    但是，所有在苏州的这些亲戚朋友和孟振锋一样，都在租房子住，即使是生意做得最大的大哥，也没有在苏州买房子。“这里的生活成本高，我们老家都有房子，总要回家的。但两三年内，我没有回家的打算。而孩子在这里上学，要免掉一些费用，就要回老家开证明，这种证明在我们老家非常难开。开不出来，就意味着孩子在苏州上学要多交钱。”
    村支书的为难
    市中心里的老村长
    徐荣根属牛，今年虚岁59岁，说话的嗓门很大。4月11日下午，记者走进三香村的时候，他正在村口的工地上。这天天气有些闷热，他的夹克衫里面是鸡心领的毛衣，衬衫领口敞开着，脸上挂着汗。
    对于三香村这个村名，许多年轻的苏州市民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了。“三香村有多大？1984年左右，我们村的范围北到南兵营，南到苏州发电厂，东到胥门，西到彩香一村，有9个生产队，农田面积有一千多亩。现在，这些地方都变成城市用地了，三香村也已经成为一个城中村。”徐荣根说，“1983年，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任村主任，一直做到现在，整整25年。有消息说，三香村即将撤村建居，我又刚好成为最后一任。”“我们家的责任田就在胥城大厦的身下。”徐荣根说，在三香村存在的25年间，他见证了一个乡村逐渐融入城市，乡村的一部分变成城中村的全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初，苏州城市向西发展的热潮很快冲到了当时处在城市边缘的三香村，胥城大厦、雅都大酒店等现代化高层建筑，在原来农田的基础上拔地而起；三香路延伸，穿村而过；很多被征地村民按照政策进了工厂务工，村民的日子一下子红火了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苏州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文化、技能比较薄弱的征土工首当其冲，下岗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出租自己所住的农宅、补贴家用，成为许多村民唯一的选择。城中村就这样欣欣向荣地兴起并发展起来了。
    目前，三香村还有200多户农宅没有拆迁。
    村民指望什么过日子
    “村委门口这条路，地方志上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在土地局的编码上，它叫劳动西路，总长不到500米，路两边有些店面房，都是村的集体资产。2007年，三香村的可用财政收入在100万元左右，全部来自这些门面房的出租。”徐荣根介绍，去年三香村按照政策要求，在村里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了三香村股份合作社，目前，有股民1597人，年终的分红也都来源于此。
    但是，指望着这些钱过日子不只是股民，还有许多当年的村民。当年征地补偿低，保障机制弱，给村集体留下了很多“后遗症”。部分村民生活在城市，却是农民的福利待遇。徐荣根翻开村里的记账本，全村还有64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至今仍是农保，每月仅有280元养老补助；原在村集体企业中工作现已下岗的80多位村民，每月缴纳621元的社会保险金也由村集体承担。这些开支，每年就要“吃”掉90多万村可用财力。“现在可以说，村民的生活来源是都有保障了，但是这个保障基数太低了，稍微一有风吹草动，难听一点，就是家破人亡。因此，我们正在建造新的村委办公大楼，局部六层，除一部分用于村里的办公用房之外，其余的都用来出租。否则到了年底，1597个股民的分红从哪里来？”徐荣根说。“现在，原来的这些村民、村里的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基本上都是社区在管理，像村委会所在这个地区的人口就分属两个社区在管理，村里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这些村集体的固定资产。但是，村民们不这么认为，有什么事情还是习惯找村干部。尤其是一些老人，与村干部打了几十年交道了，去找社区干部不熟悉，觉得沟通不起来。”徐荣根介绍。
    【记者手记】
    鸡腿指数和洗脚进城的困惑
    城市在不断扩大，三香村，这个原先散落在乡野的村子，渐渐被吞并，成为城的一部分。但它又如此自成一格，它的密集、杂乱、无序，为许多初涉城市者提供了第一个驿站。看似无奈，却也是应运而生。这里生活着三种人：稀里糊涂被卷进城市的原住民；从城外想挤进城里却挤不进核心的淘金者；不堪城中央巨大的物质压力的退守者。他们来了又走，像浪淘沙一样，一遍遍冲刷着这个特殊的村子。所以四周的楼不停地起，田不停地被蚕食……
    这何尝不是一种城市改造？无序而自发的改造。
    人徘徊在城周围，在三香村里：希望、幻灭、发展、改造……
    找到适合自己的这只“鸡腿”
    在三香村界石浜一带，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的CPI指数。在“劳动西路”上，小摊推着简易的小车在卖炸鸡腿，3元钱一个；往北50米，这个鸡腿在肯德基里就卖到了7.50元；再往北一点，过三香路，这只鸡腿如果摆到“雅都”里卖，加上服务费等成本，价格可能超过20元。不同的鸡腿对应不同的消费人群，这个“鸡腿指数”和著名的“牛肉面指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认为，城中村里这种便宜物价的产生，来源于城中村的封闭性。它更像一个在城市发展中相对封闭的区域，这种区域自我封闭也是自我保护。外人看来是朝不保夕、画地为牢，但对只有理想、没有钞票的“原住民”、“淘金者”、“退守者”们来说，却圈出了生活的空间。与此类似，和别墅、高档社区等一起出现的是SPA、会所等。
    孟振锋最大的迷惘就是搞不清现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还是农民吗？能不能成为一个城里人呢？对于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城市以它独有的魅力在吸引着像他这样一群进城的农民；另一方面，城市又以高昂的生活成本在拒绝“孟振锋”们充分地融入，只有城中村以它低廉的生活成本、独有的包罗万象的胸怀接纳了他。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城市如果完全失去了城中村，不管是原住民、淘金者，还是退守者，都将承受更大的物质生活压力。譬如房租，现在，界石浜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租金是300元，可以住下一家三口。这间房子换成附近的公寓房，租金可能要900元。因此最现实的是，界石浜附近的农宅如果全部拆迁，三香路附近的酒店、宾馆等服务业的人力成本最低将增加三成。
    一个城市里，什么是和谐？和谐并不是人人都有香车豪宅，而是人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只“鸡腿”。所以，在城中村里，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外来租房者，他们最怕的就是“拆迁”两个字。因为，“拆迁”就意味着改造，改造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生活质量提高、物价上涨，从而失去适合他们的这只“鸡腿”。而从城市本身来说，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因为自己存在这样的物价洼地，而觉得自己就不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了，就比其他城市矮一个头了。
    找到一双合脚走路的鞋
    在三香村采访顾建新，记者先后去了他家三次。从一开始的回避，到后来的欲言又止，再到后来的侃侃而谈，顾建新这种心态的转换，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农村居民逐渐融入城市、成为一个“城里人”的身份转换历程——从失去土地、进厂后下岗的矛盾，到安然享受城中村中相对封闭的日常生活。他将自己住的房间尽可能缩小，拿出更多的房间出租，用自己的舒服去换取物质报酬。一家一户、独门独院是农村居民习以为常的生活，也是都市中人对住房终其一生的追求，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居民顾建新却放弃了，老顾说就是为了多增加点收入、好养老。其实，在这过程中，农民放弃的何止这些？
    在三香村界石浜周围，村里密集的住房，楼与楼前后之间狭窄的弄堂，常常让人随着身处的环境不同而产生种种与现实的错位感。在这里，村民们试图处处显现城市人的现代气息，却又无法回避地保持着乡土本色。在他们的身上及所处的环境中，时时透视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城乡差距”——生活在现代化商品的包围中，却似乎永远不能同现代化城市接轨和相融。
    城市化，说白了，就是农民的城市化。无论是顾建新、还是孟振锋和村支书徐荣根，他们都是推动苏州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但是，农民的城市化必须以生产生活保障为前提。三香村目前还有60多位老人拿的是280元一个月的农保，保障基数相当低。据了解，我市目前146个城中村（无地队）中的许多村民主要依靠出租房屋增加收入，违章建筑密度高达80%左右。虽然城中村的绝大多数村民的生活已经都市化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村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仍保留了原来的农村模式。大多数城中村基础配套设施薄弱，无雨、污排放设施的近30%，无管道煤气的占70%以上，沿河均无驳岸、护栏，超过35%的城中村（无地队）在汛期不同程度受淹。缺乏必要的管理用房、停车设施、公共厕所、垃圾房和垃圾中转站，区内粪坑露天、家禽散养、垃圾满地、恶臭熏人，成为创建的“死角”。
    因此，在农民“洗脚进城”的过程中，光“洗脚”还不够，怎样给干净的脚找到一双合脚的鞋子、适合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上快速前进，才是关键所在。
    【75后评论】
    因“村”制宜改造城中村
    □钱建伟 蒋丽英 姚喜新
    在城市规模扩张中，经过大量征地后，原住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农民仍就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个较小区域之内，这就是苏州及全国许多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城中村”。
    从经济形态上说，“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原住民的社区，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住民和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暂住型移民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形成了典型的“二元转型社会”。在这个转型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治理难题，如消防、治安、卫生等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城中村的出现有估计不足的方面。一是最初的制度设计对原住民在城市就业难度估计不足，没有对他们进行足够的就业培训。在三香村，我们看到，很多缺少文化技能失地农民进了工厂，企业改制下岗后就成了“失地失业人员”，导致他们以出租房屋为生。其次是对廉租屋市场的巨大需求估计不足。目前大约有12万多外来人员居住在苏州城中村的出租屋中。在2007年苏州政协一号提案中，苏州政协委员章念翔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改革发展初期，苏州快速发展是与源源不断的外来流动人力资本补充分不开的。低收入群体在劳务市场上表现出“无限供给”的特点。作为低成本生活区，这些出租屋和所在的“城中村”将苏州营商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客观上成为创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入苏州的低成本门槛。
    因此，城中村改造不仅是切实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促进城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还在于分流居住在其中的外来人员，以保持城市的发展活力。城中村改造应建立“利益攸关方”协调平台，城中村改造涉及政府多个部门，更直接关系城中村居民以及租住人员的切身利益。可以说，改造工作是一个攸关各方利益的聚合体。平衡利益、协调行动显得十分必要。且村村情况不同，需要调动政府、居民和社会力量多方积极参与，需要得到市、区政府的公共财力、村委会的集体财力、区域的开发财力和村民的民间财力共同支撑，需要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和改造重点组织实施。
    从三香村的发展中，我们悟出了几条道理：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需循序渐进，复杂的问题要靠政策协调，群众的问题要靠群众力量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