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苏州搬过三次家。1976年我第一次由天津返回故里苏州，一家四口住进了钟楼新村28平方米的一室半居室中。后来，单位领导见我儿子已读高中，女儿也七八岁了，为我调到红旗新村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房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最近我又搬进了胥江路附近的一个小区，住房条件可谓是乌枪换炮了。

    每一次搬家，实际上是家中废旧物品的大清理，我和妻子把家里的咸菜缸、酒坛子、破板凳、旧沙发一般脑儿地往外掷，就连天津带来的烤火炉也往垃圾堆里倒，而唯独保存了一个拔火罐。这个并不起眼的铁皮做成的拔火罐见证了当年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苦，也见证了家家户户每天点火生煤炉的苦恼。
    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双休日，每周唯一的星期天忙得全家人团团转。清晨，妻子早早起床排队去菜场买条鱼和豆制品。我则负责点煤炉，又是小心翼翼地点燃废纸和引火柴，又是用扇子呼哧呼哧地扇风。有时候引火柴烧尽了，蜂窝煤还没点燃，弄得我烟熏火燎直流眼泪。这时候气得我把蒲扇一掷不干了，常常是妻子来帮忙。点着了煤炉又是烧开水、熬米粥，吃上早饭时钟早已指向九点。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饭总是要吃的，煤炉还得日复一日地生下去。为了煤炉，星期天我还得去劈引火柴，求爷爷告奶奶地去借小板车，和妻子一起去拉蜂窝煤。买回后发动全家人往楼上搬，狭窄的楼道里堆满了黑压压的蜂窝煤。后来，朋友送我一个铁皮拔火罐，上头尖，下面粗，罐上还有个小把手。当引火柴点着后，再加上一块蜂窝煤，只要把拔火罐往煤炉上一罩，让它慢慢冒烟，烟冒完了，蜂窝煤也就燃着了，这比用扇子煽风助燃方便多了。
    八十年代以后，苏州人逐步用上了瓶装煤气灶，我家的煤气灶自然也替代了煤炉。当然，那时的煤气灶较时髦，煤气供应点也很少，换一瓶10公斤重的煤气从三香路骑到葑门，往往累得汗流浃背，很是费力。但一想到煤气灶比煤炉省力、干净，也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再说，我还是个年富力壮的中年人，骑车换趟煤气又算得了什么。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瓶装煤气又逐渐被管道煤气、天然气所更新。只要打开电子灶具的开关，蓝色火苗就往上蹿，炒菜、做汤十分方便。再说，随着家用电器走进寻常百姓家，电饭煲、电水壶、电火锅、电磁灶、电烤箱、微波炉并不是稀罕之物了。如今，人家收藏玉器、瓷器、字画、红木家具，而我则珍藏一个近乎破烂的拔火罐，因为它记录着我生活的一段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