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双筷子的事,你就在家吃饭吧!”

    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首任院长,1950年4月,满善举被派往梅府,任梅兰芳的专职司机与警卫。

    刚开始,每天中午把梅兰芳送回家后,满善举都骑自行车回单位食堂吃饭。大约一个星期后,满善举再次准备骑自行车离去时,被梅兰芳拦住了。“怎么一到吃饭时间你就不在了,以后不要回去了,就在这里吃吧。我听了以后,极力推辞,我说那哪行呢。梅院长说,‘加双筷子的事,你就在家吃饭吧,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你也省些事,少跑些路。’我听了以后,还是不敢,向院办公室主任汇报。主任说,既然院长留你,你就吃吧。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中午在梅家吃饭,整整11年。”

    满善举回忆,当时有五六个人为梅兰芳服务,吃饭时,服务人员一桌,梅家人两桌,饭菜都一样,梅兰芳吃什么,大家吃什么。梅家饭以清淡为主,不刺激,也不油腻。

    梅兰芳来北京后,公务繁忙,但只要一有时间,就演戏。戏通常是晚七点开演,梅兰芳下午五点在家吃饭。每当此时,梅兰芳总要拉上满善举共同用餐。“家厨为我们俩专门备餐,吃完后我送梅院长去戏院。晚上10点,演出结束,等院长卸了妆,我把他送回家就快11点了。家厨再为我们准备宵夜。院长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满善举眼神飘渺地回想着逝去的日子,不时回过神来盯着墙上梅兰芳的便衣照,“他把我当成自家人,对我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关心。”

    两人间的秘密:每次塞钱50元,一月两次,塞了11年

    梅兰芳应酬多,经常在外面吃饭。而每次和朋友们吃饭,他总让满善举入席。“我知道他为什么总让我吃饭,因为他知道我家庭困难,让我吃饭,就是在帮助我减轻家庭负担。”满善举走入梅家时,不到30岁,有3个年幼的女儿、年事已高的老母亲、患精神病的妻子,家庭生活全靠满善举一人的收入维持。“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80元,按理说已经很高了,但妻子常年在安定医院住院,每月就得200多元的费用。每个月月底,医院的通知一来,我只能向单位借钱,是单位里有名的困难户。去梅家前,我已经欠了单位好几千元。全家人有吃的,没穿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我从没向梅院长讲过这些事,只是和梅家人聊天时提过几句。”

    1950年6月的一天,满善举开车送梅兰芳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路上,梅院长问我‘你爱人有病是吧’,我说您怎么知道的,院长说他听说的。过了一会儿,梅院长往我衣兜里装了50元钱。”此后,梅兰芳总在车上给满善举塞钱,每月两次,每次50元。“我每次都对院长说,您别给了,单位有补助,他问我是多少,我说20元。梅院长说,那能顶啥事。每个月都给我塞钱,一直给我塞了11年。那些钱,帮我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这是梅兰芳与满善举之间的秘密!第一次塞钱时,梅兰芳嘱咐“对谁也别说”,“这么多年来,我对谁也没提起过,对梅葆玖也没提过。”9月5日下午,采访结束前,满善举眼含热泪向记者道出了心中的秘密。

    “梅院长的心真善啊,他不仅接济我,只要知道身边人遇到困难了,他都要照顾,都要接济。”满善举说,整个北京梨园行的人,谁遇到困难了,梅兰芳总是会送去救急钱。“梅戏班”百十号人,基本上人人受过梅院长的接济。戏班里的老人,家庭生活困难的、生病的,梅兰芳总是记在心上,给特别的照顾,派人送钱。

    “每年一进腊月,梅院长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至少唱两场戏,所有的收入全部救济北京梨园行的困难户,他一分钱不留。”

    满善举比梅葆玖长10岁,两人相处得“就像兄弟一样!”,两人之间的交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刚迁居北京,梅葆玖还没结婚。他一人住一间屋子,经常放音乐、放唱片。在家时,常把满善举请入他房间聊天。梅兰芳去世后,满善举离开梅府,回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但还是经常回府上拜访“香妈”,为梅兰芳扫墓。

    1969年,满善举调到太原工作,每年都要请假去梅府,梅兰芳夫人见了就留,让在家里住。每次梅葆玖夫妇都给满善举带一大堆东西,临走总给塞钱。上世纪80年代初,满家第一台黑白电视,就是梅葆玖买好送来的。“他只要一来太原,看到我家缺什么就给钱让添置。梅家人对我,就像亲人一样,给我的感觉是家中有好东西了,家人一起分享。梅家人从上到下,个个心地善良,厚道,见不得别人受苦!”

    半个世纪以来,梅、满两家从未断过交往。各种怀念梅兰芳的书籍、唱片、画卷、演出录像资料,梅葆玖总是第一时间给满善举寄来;满善举去北京,也一定要去梅府拜访。

    节约梅院长时间,勘察次日行车路线

    “小时候我婶婶家的洗脸盆上,是梅院长《天女散花》的剧照,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中国唱戏唱得最好的人。我从没想过能如此近距离地与他交往11年。”

    那时候车少,一辆轿车上街后,总会招来众多关注的目光。狭窄的街道上,车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车内的梅兰芳总会被热心的群众发现。当时的车玻璃都是普通玻璃,外面将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刚开始,满善举没有防备,车门不上锁,热情过度的群众会将车门拉开,“成群地往车里钻,向梅院长问好。人越聚越多,根本走不了,误事儿!”以后,只要一上路,满善举就会将车门锁好。

    梅兰芳是那个时代的妇孺皆知的明星,大家追星的热情并不比现在弱。上世纪50年代,梅兰芳演戏,一张票4元,是普通人家一周的生活费。可就那大家伙儿也是半夜起来排队买票。“人们都说,梅院长上台后,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子,可脱去戏服,台下的他却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满善举说,梅兰芳不仅蓄须明志拒不为日寇表演,上世纪50年代初,他还自告奋勇带着“梅戏班”深入朝鲜战场最前线给志愿军演出。

    梅兰芳总是睡得晚,每晚都要在院子里练功、舞剑、打太极。客厅里有面大镜子,他需要做身段时,就在镜子前一练几个钟头。“梅院长长期繁忙,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我看着他就心疼。他的社交活动很多,经常拜会同行,可他们的家我又不认识,为了节约梅院长的时间,我总是提前蹬上自行车,将次日前往路线勘察一遍。每次选择的路都是路况最好、最近的路线。”

    为梅兰芳这样的名人服务,满善举最怕的事情是车子半路抛锚,“保证车况一流是我每日必做的工作。”一有时间,满善举就检查车辆、进行保养。11年间,车子没有一次出过问题,更没有停在路上检修的经历。梅兰芳在京总共用过3辆车,第一辆是黄色华沙,第二辆是美国道济,第三辆是暗绿色的伏尔加。每辆车都被满善举保养得安全、舒适、整洁。

    8月8日，成了最难过的日子

    满善举非常爱看戏,11年间,每当梅兰芳演出时,他就搬个板凳坐在琴师身后,整整听一晚。“梅院长总是演压轴戏,最后一个登场。他不仅扮相漂亮,表演手法真叫细腻。”满善举过足了戏瘾,也因梅兰芳的表演将自己胃口提高:“看了梅院长表演,再看别人的戏,总觉得欠火候,做不到家。”

    演出结束后,梅兰芳总会叫上“梅戏班”的管事与他一同回家。在车上,两人会探讨当晚演出的每个细节。回到家中,用餐后,两人还要再聊到两三点。有演出的日子,梅兰芳总要到次日四五点才入睡。“梅院长能取得那样大的艺术成就,与他对艺术的钻研分不开,他对京剧太痴迷了,谈起台上的事,总是精神十足,不知疲倦。”

    1961年8月初的一天,梅兰芳早上起床后突然心绞痛。“在医院住了6天,第7天是8月8日,那天凌晨四点多,不到五点时,梅院长起床想活动活动,刚站起来没一会儿,再躺下去时就不行了。‘香妈’当时就在梅院长对面房间住着,护士喊来她时,梅院长已经去世了!”

    “梅院长故去了!”早晨五点多钟,满善举得到了消息。骑着车子赶到梅府,再开车赶去医院,看到梅院长时,愣在那里,不敢相信是真的,眼泪那个流啊,这么好的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咋说走就走了!整个医院哭声一片。

    “每年8月8日这个日子,我就难过,站在院长像前就是个哭啊!”满家客厅正墙中央,挂着梅兰芳1959年拍摄的便衣照,眉清目秀,面容俊美。旁边,是梅兰芳《贵妃醉酒》中的3张不同姿势的经典剧照。说到这里,满善举老人已是泪流满面。“年纪越大,越想念过去的事儿,梅院长的音容总在我眼前晃。梅院长与前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国的布莱希特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的代表人物,那样的一个伟人,人们也许想不到他是那样一位平易近人、善良、厚道的人。我为自己与梅家的这段情缘感到荣幸!”

    虽然年纪大了,满善举身体还很硬朗,有时间还会去北京为梅兰芳扫墓。“他墓地旁,是大片的绿地,我就采些野菊花,自己编个花环,献在院长墓前。”